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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学天才”、陕西考生孙见坤因高考成绩离投档线差6分，被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的新闻进来被炒得火热，舆论从力挺“国学天才”，到最后绝大多数人意见趋于统一，即孙见坤只是个资质平庸的普通考生，而非什么“国学天才”。
这场风波算是尘埃落定了，人们所不理解的是，孙见坤在高考受挫后，何以敢于“剑走偏锋”，试图利用媒体影响和人们对“天才”的同情心作孤注之搏？更耐人寻味的是，“国学天才”并非是孤例。就在孙见坤事件基本水落石出的同日，另一位已经被某大学录取的“国学天才”又被一些媒体隆重推出。这位因在高考试卷上以文言文作文一举成名的少年，被录取他的大学委以“用文言作校史”的重任。热闹之余，不少质疑者已经指出，其高考作文“不符合文言文的基本要求”。
应该说，这类层出不穷的、发生在高考考生群体的“国学冒险”，某些不负责任的高校教授、学者，以及个别存在片面炒作意识的媒体，应该负较多的责任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考生本人的“积极主动”是问题的核心。这么多本应天真纯洁的弱冠少年，为何选择走上国学领域弄虚作假的道路？他们为的无非是名利二字。所谓名，是“国学奇才”、“天才少年”的光环；所谓利，则是名牌高校破格录用、就业市场一路绿灯的实惠。
近年来，高考中类似的“国学投机”层出不穷，从文言作文到“古风长卷”，从小篆书卷到“甲骨文答题”，一个比一个离奇。尽管他们的做法和国学水平，不断受到质疑，但其中不少人却“一击得中”，最终达到了“跳龙门”的“战役企图”。
当然，这些“国学冒险”者未必都没有国学功底，问题是按照高考的规矩，他们都是犯规者。一些“文言作文”被批了满分，阅卷者声称“看不太懂”，而自古至今，高考作文的最基本要求，就是文通字顺，一目了然；高考规则中也明文规定，文字应清晰、易辨认，不能潦草或写异体字、别字，使用小篆、甲骨文（姑不论真假）答题。
如果相关把关者能够严格照规则行事，“国学投机”者每次冒险都以碰得头破血流收场，后来者就会引以为戒，不敢作此念想。偏偏近几年来，一些媒体每每大篇幅正面宣传这些“国学天才”的“先进事迹”看不懂的作文可以当做范文、得满分，达不到分数线可以通融，实在不行可以“破格”冒险者凭借犯规和被夸大了的“国学天分”如愿以偿，志得意满。他们冒险的成功，自然会激励更多后来者起而效尤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些冒险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。笔者的高中老师曾担任某南方大城市高考语文阅卷组长。当笔者对他抱怨某篇生涩的文言作文在该市高考中拿满分时，他苦笑着说“你知道今年有多少同样的文言作文被照章打零分么”。但媒体、相关学校和当事人有意无意地取舍性包装、宣传，让外界和学弟学妹们只看到“中大奖的”，看不到输光赌注的；只看到“盈利空间”，看不到风险。前仆后继，何足为奇？
可见，国学冒险者自身的投机、侥幸心理，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罔顾学术诚信的心理基础，“前辈”的成功榜样，给了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勇气。而部分媒体、学校、用人单位和社会名流有意无意对这类“剑走偏锋”的扶植、宣传，为这股不正常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当今中国，一些地方学术造假风泛滥，学术诚信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。扭转这一局面，原本就不容易。如今，这股造假风居然影响到中学生、高中生。倘不加以扭转，学术诚信岂不是要从根烂起？
如果第一篇文言作文、第一章小篆答卷出现在阅卷老师案前时，老师能压抑一下对“天才”的怜惜，公事公办地给予应有的低分、零分；如果媒体、舆论、名流、学府，都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些国学冒险者，不让他们因这种学术投机行为，获得他们所不应获得的特殊待遇；近几年高考层出不穷的“国学投机”，就不会变本加厉。
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如果从今往后，国学投机行为都能得到规则的约束，就可以让后来者意识到，这种投机的风险远大于收益，意识到与其剑走偏锋不如练好童子功。久而久之，就有望扭转学术诚信问题低龄化这一令人忧虑的现状。
稿件来源：环球时报第2252期
